清代学者戴震（字东原）不单是一个致力于字义、制度、名物考证的大家，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反对程朱理学的学者。他认为“饮食男女”中，藏着人的“大欲”，不应当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光靠这一点，他就圈了大量的粉丝。
在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有对“理”字的字义解析，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动不动就爱讲“理”。他说：“《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经，‘理’字不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无论是在《六经》中，在孔孟这样的圣人说的话中，还是在传记及诸多经典文献中，“理”这个字都不多见，说明古之人并不经常用“理”这个字。但是当今之世（戴震所处的清代），即使是最笨最蠢的人，生气的时候，处断一件事情的时候，责难别人的时候，都动不动就会拿“理”来说话，这是从宋代以来慢慢形成的习俗。
根据戴震的说法，在宋代以前，人们并不会动不动就讲“理”，用“理”来相互责难。戴震认为动辄讲“理”，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并把锅甩到了程朱理学家头上。因为程朱一派的理学家认为“理”是“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而当时动不动就讲“理”的人们，就是靠“心”的意见来裁断。气势大，地位高，口才好的人就容易“得理”；力气若，不善言辞的人，就容易“理屈”（这大概就是“理屈词穷”这个成语的理论源泉）。
笔者猜想，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得理不饶人”等现象的原因，也是“理直气壮”这样原本褒义的词语慢慢沦为中性甚至略带贬义的原因吧。
戴震认为，把“理”和“心”关联起来，是程朱一派解释“理”的根本问题所在。“凡事至而心应之，其断于心，辄曰理如是，古贤圣未尝以为理也。”所有的事一来，我们都是用“心”来接应，用“心”来判断，动不动就说类似“理应如此”的话，古代的圣贤可不认为这样是“理”。
“不惟古贤圣未尝以为理，昔之人异于今人之一岂口而曰理，其亦不以为理也。”他认为，不但古代的圣贤不把“心”的接应判断当做是“理”，古人的人也不像现在的人这样动不动就喜欢讲“理”，也不认为这样就是“理”。因为古人知道，自己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理，但是现在人很轻易就把自己的意见当做“理”，而这一切，都是宋儒“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锅。
那么，不能动不动“讲理”，遇到问题该怎么办呢？
戴震给出的答案是“自求其情”。他还举出了一大堆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说法，引用了《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大学》里治国平天下的“絜矩之道”，说明人之“所不欲”、“所恶”，不过是人之常情，不用说理，理就已经全都在里头了。遇到事情，应该用“情”来较量而不是用“心”私自意见来判断，如果舍弃“情”来求“理”，那么所谓的“理”不过是一个人的私自见解罢了。
在当今这样一个追求“理性”的时代，“情”的缺乏是很显然的。遇到事情，戴东原先生“自求其情”的方法，依然对我们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至少，“不能和生气的女人讲道理”就有了充分的理论根据，因为在家庭中应当是“理先于情”的，这就是为什么女人从来不会被道理说服，却会被你的爱打动。
作者：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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