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创作大赛#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大义，将枪口对准同胞，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致使新四军约7000人壮烈牺牲，其中包括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而军长叶挺也在谈判时被扣押。
炮制这一“千古奇冤”的，除了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还有直接对新四军进行屠杀的刽子手——第三十二集团军中将总司令上官云相。
因为这次“剿共”有功，上官云相不仅得到了顾祝同颁发的一纸嘉奖令，还获得了五万元法币的奖金。
《新华日报》等媒体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之后，上官云相等人一起成为国人共讨的公敌。
第二年春天，重庆召开参谋长会议，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准备汇报材料时，参谋处长武之棻建议把“围剿”新四军的战役材料列入报告，以显示战功。
在他想来，此举正投上官总司令所好，因为他曾亲耳听到上官云相在“皖南事变”后炫耀说：“这是一个理想的作战指挥。”
出乎武处长的意料，上官云相竟说：“不要列入，不要在会上报告。”
他又把脸转向参谋长徐志勖道：“这次全国参谋长会议，一定有十八集团军的人员参加，若在会上谈到对新四军作战，岂不是自找没趣。这是内战，自相残杀，在抗日战争民族大义上是理屈的，摆不上桌面的事，哪能列入报告呢？”
带着这块心病，上官云相接受了提升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任命状。
这种“副”字头官衔，在深谙抓住兵权之道的上官云相看来，有个屁用，不过是对其以杂牌出身而甘心追随老蒋反共的一种奖赏吧。
要说在蒋介石和顾祝同那儿的取信程度，这个副长官甚至还不如仅是第二游击区指挥的冷欣，现在只是靠言听计从拼命邀宠罢了。
1945年5月21日，为了再激励一下上官云相这个刽子手的反共热情，蒋介石特意在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上送他一个中央监察委员的头衔。
上官云相感激不尽，只当是有望“扶正”的先兆，在当选两天之后，便遵循蒋介石的命令，再一次指挥所辖部队向新四军苏浙军区发动猛攻。只是这回他再也占不到小偷式的便宜了。
抗战胜利了，八年中毫无杀敌复土之功的上官云相却在一贯反共摩擦间耗掉了实力，又被蒋介石、顾祝同用提升副长官的方式，搭去了集团军正官的实权，从此再未获重用。
此时他被老蒋一纸命令，调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只好带着几名副官、马弁去北平上任。
第十一战区是个大杂拌儿，自司令长官孙连仲算起，挂副牌的有陈继承、高树勋、李延年、马法五等一串人，嫡系的有好果子吃，杂牌的只能捡剩的吃，像上官云相这种不辖直属部队的副长官，连捡剩的吃都不够格。
1946年，不甘寂寞的上官云相向孙连仲自荐出任第十一战区天津指挥所主任，获准后便兴冲冲地在天津张园开府，摆起八大处的谱儿，奉命指挥冀东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共内战。
然而那天上飞来的九十四军，海上驶来的六十二军，都是穿“黄马褂”（黄埔系）的“天子门生”，谁会把赤手空拳的上官云相放在眼里呢？
他连一个修筑碉堡工事的命令也不得顺利实施，偏偏还爱摆“反共”前辈的老资格，大谈“我早年在江西和共军作战，所得经验教训太多了”。
没人听他的“经验”，急得上官云相直跺脚，又借此向蒋介石要求自兼天津警备司令，以求趁机攫取军事实权。
蒋介石不理，但另外加他一个“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主任”的官衔，让他集中精力专管修碉堡的事。
当年在苏区修筑碉堡，是为“围剿”共军，现在则是为防御共军来围——沧海桑田，今非昔比，上官云相有了幻灭的感受。
1947年秋，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都似枝头落叶一般，呈现溃败之势。
上官云相本以为天津只是后方，至多安排一个军的守备便足够了，所以环城碉堡都是照此兵力配备位置而进行构筑的，许多地方都没有划入城防线内。
想不到形势变化如此之快，于是由十一战区撤销而改设的华北“剿总”又要忙着扩大天津“防线”加筑碉堡了，这任务当然又摊到“剿总”副总司令上官云相头上。
上官云相正忙着指使亲信赴解放区贩运棉花，争取捞上最后几票外快，对修筑碉堡的事当然提不起热情。按其在小圈子内的心思吐露，他对华北战局的前途已不抱幻想了。
捱到1948年秋的天津战役前夕，上官云相以养病为由，匆匆辞去副总司令的光杆职务，跑到上海当起了寓公。此时蒋介石正忙着飞来飞去作孤注一掷，没顾得上过问此事。
不久，三大决战均以国民党彻底失败为结果，蒋介石也在党内一片相互斥骂和抱怨声中宣布下野，天津守官自警备司令陈长捷和市长杜建时以下，全部束手就擒，上官云相则为自己的逃脱加额称幸了。
有了这一回的新鲜“经验”，上官云相随时做好开溜准备。“代总统”李宗仁为笼络各路非蒋嫡系，特邀他去南京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收下聘书薪金，但绝不蹈险上任。
1949年3月，李宗仁还在作“隔江而治”的盘算，上官云相倒是料定解放军很快就要跨过长江，他自知罪孽深重，没有弃暗投明的勇气，便抢先一步飞往香港，住在其早就购置好的九龙金巴仑道7号一座颇讲究的花园洋房内，观望风色。
寓公的日子并不好过。那些逃到香港的老部下时常找他麻烦，敲门借钱以至叫骂的事不时发生，一些地痞流氓也不时上门来敲竹杠，吓得上官云相每每要打电话请警察来保护。
上官云相这才意识到香港也待不下去，必须另觅栖身之地。
他一度打算去马来西亚投资橡胶园生意，但此时蒋介石要在台湾召开“国大”以推选自己“复位”，嫌捧场的人太少，派人到香港来搜罗“国大代表”。
上官云相想想，台湾总算是祖国的领土，怎么说也比去国外好，便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
瞧在一张国大“选票”的份上，蒋介石给了上官云相一个“革命实践研究院”研究员的头衔。
上官云相也不打算再钻营了，马上前往高雄，过起了隐居生活。从此躺在床上靠一根烟枪消磨时光，但他始终难以摆脱当年“皖南事变”的负罪感，从此越来越消极悲观。
到了1968年，上官云相突然萌生出世之念，宣告皈依佛门，改称“古穆和尚”。
只可惜他悟性太迟，还没等找到挂单的寺院，“古穆和尚”便因病倒而住进了俗人的医院。到了1969年8月8日，终以不治“涅槃”，终年74岁。这个当年“皖南事变”的刽子手，或许是以临死年前一年忽然开始信佛的方式，表达他内心的负罪感。
参考史料：《皖南事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解放战争全记录》（四川人民出版社）、《商河文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济南市商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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