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20年前在首都机场一间书屋，看到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写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我的第一反应是，一个“老外”竟能写出“中国人的性格”?他著书立说时的19世纪末，我们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也已有四亿多同胞了啊!四亿多人的性格?科学吗?可信吗?但书的封面上介绍“这本书影响了世界近百年的中国观”,而且是历届美国总统的必读书，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册。厦门大学教授周宁在序言中写道：
”我们不能盲信史密斯的观察和叙述都是事实，但也不必怀疑其中有事实有道理。……异域文化的目光是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临照这面镜子需要坦诚、勇气与明辨的理性。”
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与荐语。从那时起，这本书就成了我的案头书。而我在之后无数次讲课中提及这本书时，大多数学生或学员都一脸茫然。但当我把书中目录“保全面子”“节俭持家”“勤劳刻苦”“讲究礼貌”“漠视时间”等条目在课件中展示时，尤其是请大家对照目录所列二十多种性格特征，看看自己和周围亲朋好友身上是否有这些性格体现的时候，每一次都能感觉到课堂氛围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通常，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选择其中几点谈谈自己的看法。比如“顺而不从”——这是大家比较有共鸣的一点。因为在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顺而不从”的情况太寻常了。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父母、老师、领导等明明说得不对，但通常先点头称是，然后再“从长计议”,因为“好汉不吃眼前亏和“为尊者讳”啊!总不能让父母、老师和领导“没面子”吧!这也就是书中第一节"保全面子"的内容了!明恩溥在书中写道：“如何做到有‘面子’,其技巧和造诣往往是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这恐怕还真不是谦虚之说。
明恩溥的书出版后不久，被称为“文化怪杰”的民国大儒辜鸿铭便也在《字林西报》上开始发表英文文章谈中国人的性格，他旗帜鲜明地提出：
”事实上，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 broad and simple)。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征，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三种以外，还应补上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
辜鸿铭还很不客气地写道：“我力图说明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外国人，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然后更为直接地例举了明恩溥，认为明恩溥“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
实际上，今天很多人更认可明恩溥对中国人性格的一些概括，而不大理解辜鸿铭所提出的四大特征。比如“深沉”和“淳朴”从字面意思上看，这甚至有一点自相矛盾。但应该说，作为一位学贯中西、能倒读英文的硕儒，辜鸿铭对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就以“深沉”和“淳朴”而论，何天爵在《真实的中国问题》(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一书中写道：
”任何把天朝当作孩子的人都会发现他非常有成年人的气质。而任何把他当作成年人的人却会因为发现许多孩子的特点而惊讶。”
“不够深沉”的美国人何天爵以观察者的角度和直白的语言描绘了中国人的“深沉”和“淳朴”。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本民族所不具有的性格特征、就越容易在其他民族身上发现。所以，坦诚与理智地照一照来自异域的镜子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比起内部的审视，在来自异域的镜子的比照之下，我们对民族整体性格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更为客观准确。如周宁在《中国人的性格》序言中所言：
”问题是，一个美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就能了解中国人吗?盲目的自尊与脆弱的自卑，怀念与希望、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导的自鸣得意，我们能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吗?”
周宁二十多年前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警醒意义。因为我们正处在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我们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年，我们的人口总量已达到14亿之多，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演变等使我们认识自己变得更加困难。
但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程度如此之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此密切而复杂的时代，我们太需要清醒而准确地认知与辨识“自我”与“他者”了。“缺席者永远理屈(Les absensonttoujourstort)”1900年、何天爵在其《真实的中国问题》～书中用的这句法国名言至今仍然“很有说服力”,对于正从世界边走向舞台中央的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在世界舞台上，沉默的“缺常者”求远不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那种不屑一辩的“智者”。
作为一位在中国生活了22年之久的传教士，明恩溥在书中所谈及的“漠视精确”“缺乏公心”“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缺乏诚信”等诸多问题，对我们来说真是有必要内省的。而且，不仅要作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自省，更应该作为“国民性”同题来深度省察以至批判。因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中国要走上现代化之路，中国人必须首先要有“现代化”的国民素养。
1936年，对中国国民性批判最为犀利的“民族魂”鲁迅在《立此存照(三)》中写道：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但遗憾的是，直至20世纪末《中国人的性格》中译本才得以出版，而且，出版至今应该说影响力也很有限。或许，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性格的一种体现吧!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鲁思.本尼迪克特出版了关于日本人国民性研究的《菊与刀)一书。1949年初该书就被译成日文，受到日本人极大关注，据说卖出230万册；1951年该书被列人日本“现代教养文库”,到1963年已经重印36次。
作为和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人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或许就是他们的“学习”精神与“自省”意识。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从《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开始“学习”与“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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