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通常被视为人性（道德情操）概念，这也是经验主义方法的重要基础，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如斯密和休谟，都是这种观念的持有者。在下面，将对这种美德观提出不同的看法。
经验主义者正是认为人的行动受某种本能的力量（如道德情操）的支配，如休谟有一句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对此，米塞斯说：“许多本能学派的拥护者，都深信他们业已证明，行动不取决于理智，而来源于深藏入密的、任何理性都无法解释的先天力量，如冲动、本能以及性情……但理性主义、人的行动学、经济学并不论及行动的最终源泉和目的，而只讨论用以达成目的的手段。不管冲动或本能的来源如何神秘莫测，而人们选择用以满足冲动或本能的手段，却是由权衡得失的理性考虑来决定的。”他还说：“感性冲动下的举动也是一种行动。”
道德情操或许是人的行动的来源，但如果它没有表现在人的行动上，那么对“社会”来说就是无涉的，如表现在行动上，那么也只需要从“行动”出发，把行动视为“极据”，而不需要追溯到道德情操。所以，斯密对道德情操本身所做的“科学”研究，虽然是有意义的，但与“社会”或“自发秩序”问题是无关的。社会或自发秩序是“行动”现象，不是“道德情操”现象，因为行动是“极据”，我们不能把行动追溯到道德情操，认为在行动与道德情操之间存在确切的关联。
美德应该被视为这样一种理性，即他能够对某种制度或行为是否有助于自发秩序做出判断，知道自己可以从自发秩序的增进中获得更大的长远利益，因此，他宁愿遵循正当的一般性规则，而不愿意为了当下的利益而遵循不正当的规则。他的这种理性行为，将促进了一个不断增进他自己的利益，并且也促进他人利益的社会的出现。
相反，如果个体不具有这种理性，那么一个社会中，阻碍自发秩序的道德伦理将会长期存在，这时，一个社会轻则停滞发展，重则崩溃。对此，米塞斯曾以罗马帝国的衰落为例进行说明，认为罗马帝国的衰落，原因是“这种相互的经济关联的解体，而不是野蛮民族的入侵”，导致这种“解体”的原因，又是政府干涉自由贸易和通货膨胀等政策。
当个体能够认识和遵循自发秩序的原理，使自己的行为能够推动社会朝着自发秩序的方向演化时，他的行为才能被认为是“美德的”。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美德是一个与“理性”相关的概念。如目前国内外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对于学生学习经济学来说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够看到这一点。多数老师都“盲目”地选用这些书作为教材，把这些内容灌输给学生，这种行为显然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虽然他们在“道德情操”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米塞斯早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目前在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这个科目来讲授的东西，实际是对经济学的否定。”
道德，如同法律一样，确实是演化出来的。但这个演化的过程，是人不断地运用自己理性，对自己生存的制度环境进行“纠偏”，接受更有利于改善自己境况的规则的过程。所以，那个“好”的结果，包括有助于改善个体境况的道德，并不像很多演化论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自利的人在追求最大化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而是应该被视为人们认知“什么制度（道德）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设想一下，假如一个民族始终拒绝认知“什么制度对自己有利”，那么，对这个民族来说，显然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在等着他们。为什么这种“认知”是如此的重要呢？因为作为“经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制度，包括“圣人”制定的道德律，都有可能是不利于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的，但因为人们长期来缺乏原理性知识而没有得到纠正。假如一个民族长期“坚守”这些制度或道德律，那么这个民族就是非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发展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就像射击时需要“准星”来瞄准或纠偏一样，人们也需要把自发秩序的原理，作为一个“准星”，来对历史上产生的制度，包括他们有关道德的观念进行“纠偏”。那些更有助于个体幸福增进的制度（道德），是在这种认识中演化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们应该被视为人们运用理性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人们放弃在“自发秩序原理”的方向上使用自己的理性，而是“不假思索”地服从于既有的规则，比如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说，他们的问题不在于“道德情操”，而在于“理性”。就道德情操而言，他们可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他们都诚实守信，关心他人等等，但是，他们缺的是上述“理性”，这种理性的缺失，不仅给他们自己，也给人类造成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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