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程朱理学”？为什么说它是传统文化的浩劫？

过去，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听历史老师讲过"程朱理学"，但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可能没几个人说得清楚了。这里说到的“理学”，不是数理化，“理学”的"理"值得是"天理"。那么"理学"是怎么来的呢？

北宋时期，传奇的武当山道士陈抟，有个徒孙，名叫周敦颐，他曾经写过大名鼎鼎的《爱莲说》，他还提出了"无极"的概念，写成了一本叫做《太极图说》的书。不过，他的两个儒家徒弟更有名，他们是一对兄弟，叫做程颐和程颢(hào)。

1058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进行变法，这让儒家保守派群起而攻之。王安石觉得这些老不死的太烦了，于是将他们统统从中央驱赶到了洛阳。这让以程颐和程颢为代表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突然没有政事的繁忙，闲得没事干，就聊聊天道人生吧。

这兄弟俩从师傅的《太极图说》的“无极”理论中，发展出“理”的概念，形成了理学的雏形。他们认为，在世俗社会之上存在一种自然规律和行为准则，周敦颐把它叫做“无极”，程颐程颢两兄弟则把它叫“天理”。这其实非常类似于西方哲学寻求"事物本质规律"的形而上学。

二程认为，“天理”的敌人是“人欲”，天理是合理的正当的诉求（比如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人欲则是不合理的或过分的欲望（比如要吃山珍海味，要抱着美女睡觉）。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应该是不断地去发现"天理"，并且遵循"天理"，同时去除“人欲”。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理学最基本的精神。不断发现天理的过程，就是学习理学的过程。

但很快，兄弟俩的观点就产生了分歧。程颢的观点是，因为人性是本善的，所以天理本来就存在我心中，所以只要在自己的内心下功夫就可以。但程颐却认为不能仅仅在挖掘自己的心灵，天理在外界，所以必须要通过学习去寻找天理，也就是说，必须要“格物致知”。

兄弟俩有一则轶事，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有一次，兄弟俩去参加宴会，席间，主人给兄弟俩献上美女助兴，程颢对怀中美女温存备至，程颐却满脸怒容，对美女看都不看一眼。回家后，程颐指责程颢有辱斯文。程颢吃惊地说：“我在宴会上，怀里有美女，心中就有美女。我现在在家里，怀里没有美女，心中也没有美女了。”紧接着，程颢反而指责起程颐：“再看看你，你直到现在回家了，心中还是有美女！”

无论思想多么对立，作为理学的基本精神"存天理，灭人欲"都是统一的。北宋理学大师张载用四句话讲述了为什么要"存天理，灭人欲"：

为天地立心：为社会重建精神的价值为生民立命：为民众确立人生的意义为往圣继绝学：继承过去的圣人的已经失传的学问为万世开太平：为千秋万代开拓和平富强的基业

可见，不同于西方哲学喜欢研究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充满了实用主义精神。

北宋灭亡，到了南宋时，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想，将理学发扬光大，成为一代理学圣人，形成了完备的"程朱理学"体系。而陆九渊则继承了程颢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与理学对立的"心学"，这个阶段的心学就被称为"陆九渊心学"。

理学的创立者虽然是道家，但所有人都承认，理学应归入儒家思想。梳理它的渊源的话，在孔子之后，儒家思想分成了好几派，其中有两派发扬光大，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派"在汉朝被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孟子的"心性派"则在多年后的宋朝改头换面成了"理学"。

既然是来源于儒家思想，理学自然也就继承了儒家思想的致命缺点——只能在大一统的和平年代发挥作用，一旦出现乱世，儒家思想就只能干瞪眼了。看看下面的过程：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在汉朝大一统年代风光了几百年，到了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时，儒家就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佛系的清谈，啥儒家不儒家的，人都被逼得去幻想桃花源地了。

南北朝结束后，隋唐大一统王朝到来，儒家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唐帝国灭亡后，中国又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代，到处都是军政府，儒家又消失了。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抑武扬文”，消失了将近700年的儒家又回来了，然后摇身一变成了"理学"。

为什么儒家这么"面"呢？因为儒家思想对于政治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君圣相贤"，为此，他们要求皇帝和宰相"必须要这样，必须不能那样"。但问题是，儒家只是幻想用个人修养和道德意识来自我约束，却从来没有设计过一种制度来限制皇权。一旦皇帝个人修养不高，就会导致君不圣，相不贤，这时候，儒家学究们就只能一遍遍地"以死劝谏"，但是否听从，还是皇帝的事情。

董仲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自己的“天人感应”思想里明确了：如果皇帝做了坏事，老天就会发怒，给王朝以报应，如果皇帝做了好事，老天就会高兴，给王朝以回报。但这种带有威胁色彩的学说，在面对昏君时，依然是束手无策，所以还是无法阻止王朝的灭亡。

理学虽然诞生在南宋，但并没有成为主流思想，甚至遭到了残酷迫害。朱熹晚年，发生了“庆元党禁”，理学受到重创。直到1314年，元朝的第四位皇帝（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开始汉化运动，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直到这时候，理学才在全国被普遍接受，成为了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因为蒙古人的官宣才在中国普及，不得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元朝灭亡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刘伯温的建议下，全盘接受了元王朝的科举制，并且由此开启了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严苛的思想控制。朱元璋把理学之外的所有思想统统列为异端学说，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内容，凡是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才就必须全盘接受。理学由此成了大明帝国的唯一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一种思想被确定为意识形态后，它自然就成了不容挑战的真理，你只要遵循它那套完善的架构就可以。这就像跑在轨道中的火车，可以提速，但绝对不能偏离轨道。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中，补充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心性。如果你想创新，那也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创新，所以那些多事儿的知识分子也就不会总是创造各种"异端邪说"去干扰统治，民众思想也就不会脱离既定框架，因此国家易于管理，社会趋于稳定。

理学就是这样一个严密的体系，在这套体系中，你能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如果你找不到答案，则肯定是你的问题不对，你也就不必再去找答案，忘掉你的问题就好。事实上，在这样一个严密的体系里，你根本也问不出不同的问题。哲学的本质是"质疑"，只有宗教神学才会宣扬"信仰"。最具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往往就是最大胆的质疑者，而不是虔诚的信徒。但如果你一旦怀疑，你就成了异端分子，会被迅速清除出主流群体。

正是因此，从明朝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最为保守和缺乏创新的时代，但却是统治最稳定，疆域不断扩大的时代。但当时的中国就如同一只巨大的井底之蛙，在稳定的政治格局下，以为自己成为了"天朝上国"，文化的保守却让中国不知不觉中欠下了巨大的社会发展债务，慢慢的落后于西方社会了。可以说，文化的保守导致的社会创新力降低，在一段时间内看似有利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而从长远来看对这个社会带来的影响却是致命的。

更要命的是，理学本身从原理上就有一个致命之处，那就是理学宣扬"天理外求"，也就是说，想要学习理学，就必须研读经典，从外部求取天理，完善自身的知识，自己才能不断成长。所以，当时经常可以看到私塾先生带着一群孩子举着书，摇头晃脑地背诵经典。

但即便是语录不离手，经典不离口，从外部生拉硬套获取来的知识始终不是自己的。理学家们大谈特谈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渐渐变成了说给别人听的口号，文采越飘越好，调子越高越好，至于自己怎么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注定了理学家们不能做到"知行合一"。其实早在朱熹时代，就已经有人指责理学思想培养出来的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理学家只能是讲师，说是一套，做确实另外一套。

就在整个中国社会都沉浸在四书五经的保守框架时，另一种与理学对立的思想正在蠢蠢欲动——"心学"即将登场了，而且是不同于曾经的"陆九渊心学"的一种全新学问。我们下次再讲心学诞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