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是宋明时期，以儒学为主干，融摄佛道思想内容与方法所构建的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又称道学或新儒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有北宋时期的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南宋时期的朱熹、陆九渊以及明代的王守仁。他们形成了比较有名的三大派别：一是，以张载为代表的气本论；二是，以程颐、程颢、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三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本论。
那么为什么宋明时期，产生了理学这样一种思想形态呢？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讲，有两方面原因，是值得我们来探讨的。
（一）儒学自身发展
先秦时期以“心性论”为中心的哲学取向逐渐式微被汉儒董仲舒构建的“宇宙论”为中心的儒家哲学所取代。德性与价值的问题都要建立在宇宙存在的基础上，这种粗疏的天人比赋自然需要以一种更为精致的形而上学来延续儒学的思想活力。此外，汉唐盛行的注疏之学，在历经高度发展之后，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流弊，繁琐的训诂考据淹没了儒学的义理思想。
（二）儒学外部挑战
道教的发展、佛教的传入，都在撼动儒学的主体地位。隋唐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尤其是佛教对当时的下层民众和士人阶层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当时的儒家学者，面对佛教所带来的外部压力时，汉儒传统下的建基于“宇宙论”的思想系统就暴露出了自身的弱点。佛教传入中土以后，虽然也开始和中华文化融合而产生中国化的佛教，比如：禅宗。但佛家的根本精神是出世的，对现实世界持一种否定与出离的态度，这与儒家不离现实生活的传统是根本不容的。于是，儒家学者就迫切需要通过恢复儒学心性论的传统来克服汉代儒学传统的不足，同时起到，抗拒佛老，尤其是佛教出世主义的作用。
那么，首先展开这项工作的是唐代的韩愈和李翱，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和李翱才是宋明理学的先驱。韩愈以力排佛老振兴儒学为己任，当时的唐宪宗极力提倡佛教，想迎佛骨入宫中供奉，韩愈冒死上谏。在韩愈的《谏迎佛骨表》中，要求皇帝把佛骨烧掉，唐宪宗大怒，差一点下令杀掉韩愈。韩愈被贬官后，曾写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由此可见其排佛决心之坚定。
为了和佛老相抗衡，韩愈提出了“道统说”，韩愈认为他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恢复儒学的道统，从而使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以此来排斥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影响。韩愈的道统说影响很大，后世的理学家普遍略过汉唐诸儒，自诩志诚孔孟，即所谓的“传千四百年不传之秘”。韩愈对后世理学家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在于他对《孟子》和儒家经典《大学》的推崇。
当然，韩愈儒学的主张与孔孟的原意还存在诸多不同，韩愈对佛教的了解也不太深入，他对佛教的驳斥也未能让人信服。因此，儒学义礼的深化发展，只有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才能达到新的高峰。
与韩愈一样，另一位排斥佛老的理学先驱李翱，依据中庸理论同时吸收了佛教的某些心性思想，提出了“复性说”依次抗衡佛教信仰的权威。李翱对后世理学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特别推崇儒家经典《中庸》，认为《中庸》所讲的性命学说是孔孟思想的精华，从而开创了理学家尊奉《中庸》的传统；二是他“性善情恶”“灭情复性”的思想影响了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和性情观，理学家“存理灭欲”的主张与李翱“灭情复性”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总而言之，宋明理学主体内容是对孔孟心性儒学的回溯和再发展，为宋明理学做出奠基性工作的是唐代的韩愈和李翱，韩愈的“道统论”为儒学的再发展指明了方向，李翱的“灭情复性”则为理学的心性论和复性论奠定了基础，而韩愈之推崇《大学》、李翱之本于《中庸》则为宋明理学家的儒学创新，找到了新的文本发挥空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宋明理学是儒学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之后，吸收佛道思想而形成的新的儒学形态，是儒学自诞生之后，第三次理论高峰。理学的出现，是在儒释道三足鼎立并不断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克服自身的理论弱点，直面佛道二教的挑战，而做出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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