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发展波澜壮阔，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异彩纷呈，但如果我们对整个宋明理学进行一个抽象概括的话，我们可以说，理学的本体论是“理一分殊”；理学的方法论是“格物致知”。
“理一分殊”的最早提出者是程颐，朱熹则采用“太极”的观点对“理一分殊”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理一分殊”是指天地万物总体上有一个共同的“理”散落在具体的万物之中，从而使万物都具有这个“理”。从根本上看，“理一分殊”探讨的是本体与现象、本源与万物之间的关系。
那么理学家为什么会提出“理一分殊”的问题呢？从思想资源上来看，理学家提出“理一分殊”主要有两方面来源，一个是道家、另一个是佛教。在中国古代老庄道家，最早探讨了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也就是道和物的关系。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都是从道这一本源中派生出来的。老子还说，“道生之，德蓄之。”道物关系是先在与同在的统一。庄子以“气化”来解释道的功能与作用，万物的成毁存亡，都是一气聚散的体现，所谓“通天下一气耳”。庄子还说过，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万物之理各有不同，但是道并不偏私任何一物，所以，道以无名的方式，便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理学中认为，“理”生“气”，“气”生“万物”的本体论建构，与道家“道”生“气”，“气”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除理道家的影响外，佛教中的华严宗与禅宗对理学“理一分殊”的思维方式也有较大的影响。华严宗讲“一多相即”、“理事无碍”，也就是说本体是一，但本体体现在现象的多之中，本体是理、现象是事，理与事是相互融摄的关系。正如永嘉大师所说，“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理学家“理一分殊”以及“物物一太极”的思想，显然就受到了这种佛家思想的影响。但需要说明的是，理学家只是在思辨方法上对佛教有所借鉴，儒家与佛教在世界观上还是具有根本性差别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作为理学方法论的“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中的前两个。由于格物和致知，在先前文献中没有过多的解释，所以宋明理学家大多结合自己的见解对其进行阐释，从而使“格物致知”成为了理学中的关键命题和重要方法论。
那么什么是“格物致知”呢？程颐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可见格物就是穷理。程颐有时候认为物就是事，“物，犹事也。凡事上穷其理，则无不通。”“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之间，皆是理。”由此可见，程颐所认为的“格物致知”是对事物之所以然的真切体会。
朱熹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与二程相似，“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故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之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与程朱有很大的不同，他不承认存在一个外在的客观之理，而是认为理在心中、心即理，“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可见，王阳明理解的“格物”就是，为善去恶，使心意所在之事物皆符合心中的良知；对“致知”的理解则提出了致良知的修养方法论，“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由此可见，王阳明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格物致知”也不是两件事，而是通过主体生命的良知本心，来获得价值与意义上的“理”。
以上，关于理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整理，是在参考多本书籍后得出的，同时欢迎广大读者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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